喻国明谈30年传媒业六大变化：新闻改唱主角2008年08月01日 16:03 摘自：和讯
中国传媒改革开放以来的六大变化——独立自主功能角色的鼎盛时期
和讯网：各位网友大家好！主持人王丹欢迎各位关注和讯“传媒观察”，今天我们非常有幸地请来了素有“传媒十大创新人物”之称的喻国明老师。喻老师是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今天想请喻老师针对“改革开放之后传媒业的变迁，以及传媒产业的发展趋势”与网友进行交流。 和讯网：喻老师，作为一个媒体人我有一个切身的感受，今年好象一直在忙，发生了很多事情，今年给您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喻国明：应该说今年印象深的事情比较多，因为今年大事比较多，负面的事情也比较多，从年初的冰雪灾害。国家应急体制当中大众传播媒介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东西可能就不那么有效了。而像广播这些被忽视的媒体形式反而在那样的灾难当中显示出它独有的魅力和有效性；还有就是网络，过去我们国家有相当一部分官员认为网络是特别另类的、非主流的，是不断添乱的媒体形式，因此对于网络一直都是以“管”和“控制”为主，而如何去发挥它积极正面的作用，可能就显得不那么明确或者不那么着力。今年冰雪灾害、藏独事件、火炬接力，尤其在四川地震这样的过程当中，网络发挥了它独特的彼此沟通信息、设置议程、互相之间的安慰、互相的协助、自主的协调，网络发挥了特别大的作用。 今年以来，也可以看到我国最高领导层对传统媒介作用的发挥，尤其对新媒体作用的发挥，以非常高调的形式来评论，来强调，甚至像胡总书记还亲自在人民网和网友进行对聊。这在世界各国领导人当中，我都觉得是很前卫的一种做法。这些东西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说明社会越往前发展，媒体的作用、传播的作用，在整个社会生活健康、稳定、有序发展当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而其中媒介自身独立自主的功能和角色扮演可能是我们1949年之后媒介扮演最突出的时期。 和讯网：改革开放之后，整个传媒行业经历着巨大的变迁，传媒形式日益丰富。除了传统的电视、广播、报纸杂志还有新媒体、户外媒体等等，您认为传媒形式已经达到颠峰了吗？ 喻国明：颠峰倒谈不上，它正处于最活跃的发展时期。无论政治生活、经济生活还是老百姓自身的社会活动，媒介价值实现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应该说，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纪念，三十年以来，中国传媒业的变化可能集中跨越了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知道，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传媒业有几个特点，第一数量规模很小，以当时的报纸为例，1978年只有186种报纸，电视的普及率很低很低，广播当时的普及率相对比较高，但整个广播的品质，尤其是它的内容本身基本上就是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简单的党和政府的喉舌，其新闻性的内容，娱乐性的内容其实是相当少的，主要是一种政治的，组织的媒介、舆论引导、统一意志、传达政令等等，鼓舞大家的士气这样一种政治宣传工具，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起点时中国传媒业的基本情况。 三十年来基本上发生了这样的一些若干的变化，我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传媒形式的变化。简单地说由过去简单的、单一化的政治工具变成了一个功能相对比较齐备的大众传播媒介，虽然我们过去的媒体在改革开放之初有大众传播媒介的形式，但它的核心价值，基本是作为政府，作为党的一个组织工具、政治工具的角色。所以，它的大众传播的性质和功能角色扮演得相对来说比较少。而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媒介开始成长为一个大众传播媒介，每一个人，每一个社会当中的组织、机构都可以从大众传播媒介诸种功能当中，找到一些跟自己的信息，或者跟自己的精神文化需求相接轨的一些功能。所以，今天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应该说和发达国家媒体的功能，从品类方面来说，基本上是非常非常近似了。 和讯网：达到了“使用满足”的功效。 喻国明：对。西方发达国家有的那些媒体功能中国的媒体基本上都有了，他们所尝试过的各种各样的形式，在中国的媒体上也应该有了，所以，从内容形式方面现在是非常丰富了。这是一个变化。 第二，是传播模式的转变。过去作为政治宣传工具，它的经济供给是由国家财政包干的，而它的角色扮演的评价好坏主要是由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或者一级机构对媒体作表示满意还是不满意，因为你作为一级行政机构存在的。而所有媒体工作者，其实都算是事业单位国家干部，属于组织部门来管理的一个系列。所以，他的基本运作的逻辑，就是眼睛向上的逻辑。而引入了市场机制之后，这种传播模式就开始发生深刻的改变，从眼睛向上变成一只眼睛向上一只眼睛向下，也就是说，既要满足党和政府喉舌的宣传功能；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满足社会老百姓日益丰富的文化和传播的需求。到了搞产业化之后，两只眼睛还不太够了，有的时候我们就说要从过去的一老满意变成现在的三老满意。不仅让老干部满意，让党和政府满意，还要让老百姓满意，即我们所服务的对象、受众，让老板，即所谓投资者、经营者也要通过媒体这样一个具有经营特征的实体当中得到相应的经济回报，这也是媒体重要的性质和功能。这是第二个变化。 第三，就是新闻开始唱主角了。应该说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媒体里，虽然有新闻这种形式，但都是宣传化了的新闻。真正的新闻应该属于为社会提供环境守望，保障老百姓知情权的，那样的功能才叫真正的新闻功能。而过去媒体作为一种政治宣传工具的时候，我们只是强调的是正面宣传，强调的是新闻的宣传要有利于鼓舞大家的士气，要有利于证明党和政府正确的决策的英明伟大。 但对于环境守望，对老百姓知情保障这样一种东西，过去是不强调的，但搞市场经济之后，我们就会发现，由于政府的权利，从全能政府开始向有限政府转移，大量的社会事务不是像计划体制下，由政府全都包下来，你只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就可以了。现在大量的事务搞市场经济之后都是由基层的企业、老百姓自我决策，自我选择，有了自由是件好事，是一种社会进步，但这样一种决策自由也伴随着对后果的承担，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都要对自己决策的后果负责任。这样一种要承担后果情况之下，社会自然就会提出一种要求，就是你不能光告诉我好消息，要把所有的情况，所有的信息都要对称地、全面地都告诉我，这就是所谓知情权的由来，因为信息的权利也是权利的一个重要来源，或者是一切权利的一个基础。如果我不知情，如果我什么事情都知道得不够对称的话，那么我的决策就不可能是优化，我的判断不可能是准确的，我的利益也无法保证。所以，知情权实际上是所有权利的前提和基础。 在搞市场经济之后，中国的媒体开始走上了注重新闻角色功能扮演的角色。比如中央电视台有了所谓的《焦点时刻》，后来有了《焦点访谈》，后来又有了《新闻调查》，后来又有了《整点新闻》，最后有新闻频道，越来越多这样的形式，越来越及时，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多样化地来保障人们对社会的知情权，这可能是第三个变化。 第四，中国的媒介过去是按照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来运作，决定它的基本发展逻辑。改革开放给了我们中国媒介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认识到媒体的双重属性，它既有作为社会公共产品的公共属性、政治属性、意识形态属性、文化属性，同时它又是一个产业，它能够通过运作来协调各种各样的经济要素，社会要素，获得更加丰厚的利益。在这种社会利益的获得当中，经济利益的获得当中，自身也能从中分享相关的经济回报和好处。其实在100多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理论的先驱者和理论家们都已经早就意识到，新闻事业本身不但是上层建筑，也应该是作为一个社会生产力、社会经济的最基础的组成部门，但这种性质，在过去强调喉舌作用的时候是不大被强调的。到了90年代中期，这样的性质在实践的推动之下，在社会改革开放的推动之下，得到了政府官方的承认。所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开始试行，随后很多报业集团、广电集团纷纷地成立，同时，在其它媒体内容、运营、渠道这些形式方面也开始有大量的企业出现，比如有些节目制作公司，有些网络公司，还有专门经营渠道的一些公司，都是按照经纪企业的形式，去允许他发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鼓励它的发展。 和讯网：就是更加市场化、产业化。 喻国明：对，所以就带来很多很多的变化，使媒体的传播的资源配置与社会发展的适时要求更加吻合，更加敏锐。因为市场看不见的手对于社会需求的敏感性永远要比行政的手，要比那几个人大脑的敏感性要强得多得多，所以，它对于整个社会发展适时有敏锐的随动性，对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效率性，跟随的紧密性都有过去不能比拟的敏感性，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所有这些媒介，对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反应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市场机制、产业运作所带来的。 和讯网：而且他有根本利益的关联性之后，会自发性地、积极地运作这件事情。 喻国明：这就变成了一种动力，也就是从媒介发展当中，从完全由官方推动的动力机制开始引入了强大的市场机制，它成为了推动产品发展的重要原动力。 相关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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